牙买加代议政治制度的危机及其终结

毕业论文

摘 要 “1865 年”在牙买加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65 年开始的莫兰特湾起义及其后一系列的连锁事件使得牙买加结束了“自由”的代议制度。此后,英帝国在牙买加建立了皇室直辖殖民地,牙买加总督拥有了绝对权威,从而影响了其后牙买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然而造成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原因却要追溯至 1838 年牙买加废除奴隶制度以降牙买加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此即“牙买加危机”.正值莫兰特湾起义 150 周年临近之际,有必要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一番梳理。

关键词 莫兰特湾起义 牙买加“自由”制度 牙买加危机。

牙买加的“自由”政治制度形成于 17 世纪中期。牙买加原为西班牙殖民地,在护国主克伦威尔时期,英国开始了对加勒比地区西属殖民地的争夺。英军于 1655 年到达了牙买加,但其却花费了将近 5 年时间才真正稳定了该地的局势。为了巩固英国在牙买加的殖民统治,克伦威尔和其后的英国政府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为了吸引移民定居,英国政府不仅许给移民以较低的税收和易得的土地,更在 1661 年 12 月 14 日发布的公告中宣称“:凡我国出生之臣民在牙买加养育之儿童,在自出生之日起即被视为且应为英国之自由公民,在任何方面均与在我国出生之臣民享有同样权利”[1](P21)。据此,牙买加逐渐建立了仿造英国政治机构的代议制机构,形成了以牙买加英裔白人后裔为核心的“自由”制度。然而牙买加的代议制度本身却始终面临着危机。

一、1865 年之前牙买加的“自由”制度及其危机

在废除奴隶制之前,牙买加社会实际上是由白人种植园主掌权的。作为大地产所有者的牙买加上层不但在经济上通过种植园体制和占有地产与奴隶实现了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也凭借这种优势掌控了牙买加的代议制议会,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种植园政体”(Plantocracy)[2](P6)。通过控制牙买加议会,牙买加实际上在“自由”制度的面具下实行着寡头政治。这种政治体制在种族层面代表白人阶层;在经济层面代表种植园主;在宗教层面则是国教的代表。

相应的,广大黑人奴隶构成了被统治和剥削的下层。处于中间阶层的则是来自英国国内的非国教传教士、马德拉葡萄牙人、混血人种以及部分已经获得自由的“马龙”(Maroons)黑人[3].尽管这些阶层和种植园主上层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蔗糖种植园仍然有利可图,奴隶制度仍然稳固的时期,这些矛盾都可以被轻易化解。

牙买加上层白人种植园主的真正敌人来自英帝国。牙买加尽管建立了“自由”制度,但它却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现实:它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帝国仍然通过指派总督的方式对牙买加进行着管理。事实上,牙买加“自由”制度的建立本身实际上是英国与牙买加移民之间妥协的结果。这就决定了牙买加一方面要保证种植园经济的繁荣,以免给宗主国以借口加以干预;另一方面则要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代议制的“自由”制度,不能使之发展为牙买加上层的寡头制度,这显然也是宗主国无法接受的。

因此,为了维持现有制度,牙买加上层必须在小心维持牙买加代议制度的平衡的同时,与作为英帝国代表的殖民地总督相对抗,并小心防范下层的反抗。这时牙买加上层主要在政治方面通过议会对抗总督,在经济方面主要依靠税收来限制宗主国的殖民地官员。由于牙买加也被赋予了税收上的自由权利,这就决定了牙买加的税收可以不必用来供养宗主国的殖民地官员,而是可以交由牙买加议会用来管理殖民地事务,这就使得牙买加白人上层可以通过限制政府开支的手段制约宗主国的殖民官员。

然而,奴隶制度的废除和牙买加蔗糖种植园经济的衰落却最终导致牙买加上层苦心维护的政治平衡的崩溃。

一方面,奴隶制的废除使得牙买加代议制度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广大被解放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正如牙买加前总督斯莱戈(Sligo)所说:“牙买加的代议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它不能将黑人等未受教育者通过完全民主吸收进来,而以白人和混血人种为主的议会是专断的,成立黑白两个议会则会导致两派争斗”[1](P181)。如前所述,牙买加的代议制度实际上是以自由为表象的种植园主寡头制度,和一切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政治制度一样,这种制度也要求尽可能避免黑人挤进白人议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牙买加早在 1834 年和 1836 年就先后通过了新的选举法,目的在于增加对黑人选举资格的限制[2].奴隶制的废除和随之而来的所谓政治改革在 1840 年选举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P180):在表面上,1840 年选举法看似对选举资格放松了控制(每年 6 磅不动产收入或者房租收入支出达到每年 30 磅,或者每年缴纳 3 磅直接税),但在实际上它对进入议会本身做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180 磅土地收入或者地产总值达到 1800 磅,或者全部资产总值达到 3000 磅),以至于黑人根本无法达到。根据记录,到 1865 年莫兰特湾起义前夕,牙买加全岛436807 名黑人中只有 1903 人享有选举权,其中实际投票者则不超过 1457 人[3](P4)。然而,尽管在制度层面成功封堵了黑人进入政治权利中心,但新的政治局势却给了中间阶层以崛起的机会,其中尤以浸信会(Bapist)为代表。作为新教传教团体,浸信会不仅在宗教信仰上与牙买加上层的国教信仰相违背,也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此,在日后被总督艾尔(Eyre) 指责为莫兰特湾起义罪魁的着名的“昂德希尔书信”(Underhill Letter)[3](P11-17)中,浸信会代表昂德希尔(Edward. B. Underhill)指出:牙买加的问题之一在于岛上的法律和司法不公正,同时不给予自由黑人以政治权利。最糟的问题则在于,立法程序导致资本家倾向于使用外来移民,而非当地牙买加人。因此就要调查黑奴解放之后的立法,对其中不恰当的地方加以废除,同时保证黑人的权利。

实际上,由于这封“昂德希尔书信”是写给英国殖民部大臣卡德维尔(Cardwell)的,因此,浸信会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联合英国国内以及总督艾尔,继而通过宣传给予下层黑人以政治权利和自由,对牙买加政治经济进行改革的方式与牙买加上层相对抗。另一方面,困扰牙买加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众所周知,牙买加等糖业殖民地衰落的真实原因乃是英国重商主义帝国的终结所致。在向自由贸易帝国过渡的过程中,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牙买加已经无法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了。但对于一部分牙买加上层种植园主来说,夺回牙买加糖业在英帝国的贸易独占权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尤其在按照宗主国要求解放黑奴却不见情况有所好转之后:“废除奴隶制能使我们致富,能使我们的地产价格提高,能使我们用过去成本的一半生产蔗糖……时间已经证明它们都是谬误……我们自己已经预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劳工的懒惰;劳工的勒索;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1](P133)然而,即使对于主张自由贸易的那部分牙买加上层来说,主张自由贸易的本质是希望殖民地在经济上实现自立[2](P195),而绝不是希望将得来的自主权利重新通过宗主国英国的参与而交还回去。因此,自由贸易问题就成为了牙买加与英帝国经济争端的焦点问题,换句话说,它也就成为了代表英帝国的牙买加总督与代表种植园主的牙买加议会的矛盾焦点。在 1865 年前夕的牙买加,自由贸易的问题主要通过税收问题表现出来,正如主张自由贸易的“昂德希尔书信”以及其后陆续召开的“昂德希尔集会”所指出的:在牙买加,“人们生活在饥饿中,而引发这一切的祸首却不难寻找,毫无疑问岛上的税收对于它现有的资源来说过重了,我们要认识到生产成本已经过高,已经高于大宗商品得以维持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数量”[3](P12)。其实,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格林勋爵(Earl Grey)就将在锡兰和特立尼达实行的自由贸易税收制度引入牙买加[4](P76-79):这一税收制度主张以人口为单位征收直接税,征收办法可以在现金和劳役中加以选择;在间接税(进出口税)方面则减少牙买加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以促进大宗商品的出口。然而,最终在坚决反对自由贸易的殖民地议会的反对下,这一计划归于破产。其直接后果便是牙买加生活必需品进口税的高昂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便是所谓“牙买加危机”.

二、牙买加危机的解决及其失败

牙买加危机在本质上是制度危机,以“自由”为面具的种植园寡头政治以及以垄断贸易和强制半强制劳动为主要运营方式的种植园经济是牙买加危机的根源。在英帝国普遍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牙买加仍然一意孤行的坚持垄断贸易这一重商主义时代的旧制度,这不仅阻碍了牙买加经济的发展,更加剧了牙买加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日后牙买加自治制度的废除埋下了伏笔。

除了政治民主的种族主义和生活必需品进口税过高等问题,牙买加危机还突出的表现在种植园“持续性”劳动力不足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解放奴隶之后,尽管种植园主方面一直有抱怨称黑人不愿参加种植园劳动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但实际上广大自由黑人不愿参与种植园劳动的原因并非仅仅出于道义上对前种植园主的怨恨。对于广大自由黑人来说,其最终目标是通过个人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小农阶级,但在西印度群岛这样耕地稀少的殖民地,他们获得土地的机会微乎其微。在种植园主的控制下,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就只剩下了充当原种植园主的雇佣劳动力这一条途径。由于劳动力的珍贵,种植园主也不允许当地劳动力有其他的工作选择,因为牙买加蔗糖和咖啡的收获期和小农种植的作物(如竹芋 arrow root)的收获期重合了,而这必然会影响种植园经济的运作。因此种植园主宁可让自由黑人在一年中大多数时候失去工作机会而难以生存,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把劳动力变相束缚在种植园中,从而实现所谓“持续劳动力”(Continuous labor)“:种植园主对持续劳动力的需求是出于控制,而非工资支付,它能保证在有特殊需求的季节有完全的劳动力,在牙买加的客观背景下,它实际上是劳役制度的委婉说法。”[1](P127)也正是因此,在“昂德希尔书信”中也直白地指出:牙买加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雇用机会提供给当地人,既没有工作提供给他们,有没有资本以雇佣他们”[2](P12)。同样的,在其后召开的一系列昂德希尔集会中,因维持种植园主“持续劳动力”而无法得到完全雇佣的情况被一再提及,例如在汉诺威教区的集会中(Hanover Parish Public Meeting),“许多人在养活自己和家人过程中有极大的可能遭遇困难,因其微薄的工资,雇佣机会的不确定以及食物和衣物价格的高昂”[2](P26)。

因此,在针对自由贸易的分歧仍然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牙买加白人议会解决牙买加危机的尝试主要集中在了“持续性”劳动力不足这一问题之上。牙买加议会采取的方法是移民,既然岛上劳动力“不足”,那么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无疑是从外界引入新的劳动力以充实劳动力市场。牙买加的第一批移民是 1838年解放奴隶前夕来自于北德意志的移民,其后来自非洲和印度的移民陆续被运送过来。截止 1864 年,共有 24000 名移民被运往牙买加,但由于牙买加恶劣的气候条件,其中仅有 5279 人存活下来[1](P138)。不仅如此,移民所需的成本极为高昂,例如仅在 1844 年,牙买加就为移民耗费了 150000 磅,平均下来每位移民的运输成本高达 25 磅[1](P138)。但移民政策还必须进行下去,因为种植园主自身是无法否定种植园制度本身的,对于这种制度本身缺陷造成的危机,雇佣劳动“不足”以及贸易自由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解释。而这就意味着牙买加危机解决的努力注定失败,莫兰特湾起义及其后牙买加政局的变动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
三“、莫兰特湾”起义及牙买加自由制度的终结

进入 1865 年,一系列内外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牙买加危机:一方面,1863 至 1864 年牙买加连续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干旱加之生活必需品进口税的高昂,使得广大贫穷自由黑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对于食物,例如玉米粉和面粉,所有阶层几乎都依靠进口供给。为了获取它,穷人不得不陷入商店债务之中,因此引起数年的经济困难……在一些街区,芒果是居民的唯一食物”[3](P4),同时“犯罪率出现了可怕的上升,在教养所和监狱的罪犯人数比平日的两倍还要多,而主要的罪行是偷窃罪(larceny)”[2](P13),为了生存,广大下层阶级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偷窃食物。另一方面,美国内战进一步加剧了牙买加危机,美国内战严重影响了美洲地区正常的海外贸易,不仅使得原本已经销路不畅的牙买加蔗糖出口雪上加霜,而且使得生活必需品进口价格飙升,尤其是美国南部出口的棉花制品,从而使得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1].

在这一背景下,以浸信会为核心,以“昂德希尔书信”为导火线,在牙买加中间阶层的领导下,牙买加各个教区纷纷召开了以“昂德希尔集会”为名的群众集会运动。会议同情自由黑人遭受的沉重负担和税收压迫,同情其无法享受政治生活的遭遇;对于牙买加危机,会议参与者普遍认为,牙买加自身是无法解决的。牙买加法律漏洞百出,政府机构贪污、浪费和腐败横行,究其根源则是由于种植园主阶层控制牙买加政治权力所致。因此,要解决牙买加的危机,就要通过总督,借由英帝国直接的干预,换句话说,中间阶层希望英国的直接插手会打破种植园主在牙买加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独占局面,而实现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

然而,作为回应,“女王书简”(The Queen’s letter)则认为现阶段直接干预牙买加的理由并不充分,牙买加应该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问题,“女王陛下会把他们通过自身品质和努力实现的进步视作有趣的和令人满意的事”[2](P62)。

“女王书简”激怒了牙买加下层,由于无法理解其中蕴含的政治妥协和考量,群众普遍认为,“女王书简”实际上表明一直作为英国“臣民”的牙买加人被抛弃了。萨克维瓦(Sacovia)的助理牧师 M.史密斯(M.Smith)甚至因为在布道后宣讲“女王书简”而被愤怒的民众轰斥出了教堂[1](P26)。终于在 1865 年 10 月 11 日莫兰特湾起义爆发了。莫兰特湾起义的导火线是当地黑人群众对代表种植园主利益的教区司法行政官(Custos of theparish)凯坦霍特(Baron von Ketelhodt)的不满。10 月 7 日,在凯坦霍特审理一名妇女殴打一名男孩的民事案件时,较高的 4 先令罚金和 12 先令 6 便士的诉讼费用使得以保罗·博格尔(Paul Bogle)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此表示抗议。11 日,在对不满民众的抓捕中,手持棍棒石块的群众向对峙的警察投掷了石块,警察开火还击,起义就此爆发。起义者总计杀死了包括凯坦霍特在内的 18 人,导致 31 人受伤[1](P63)。起义迅速扩展,但其中心仍为以莫兰特湾为中心的牙买加东南部地区。

由于逼近首府金士顿,起义很快引发了总督艾尔的恐惧,他在 10 月 13 日颁布了戒严令,并调集了包括英国帝国军队,马龙黑人在内的强大武装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统计,在其后总计有 439 人被处死,其中经审判处死者 354 人,未加审判处死者 85 人[1](P64),无端遭受鞭刑的人数则多到难以统计,起义被残酷镇压了。

莫兰特湾起义尽管壮烈,但造成其后牙买加政治制度变革的实质原因却并非起义本身。莫兰特湾起义本身只是一根导火线,通过起义及其镇压,牙买加岛上微妙且脆弱的政治平衡终于发生的倾斜以及一直以来埋藏在深处的牙买加政治经济困局才是导致牙买加“自由”制度终结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牙买加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英帝国和当地种植园白人的冲突和矛盾,具体则表现为总督和殖民地代议制议会的矛盾。在长期的斗争中,实际上是本土白人种植园主占据着上风。求其原因,一方面英帝国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废除自克伦威尔时代便授予牙买加白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1838 年废除奴隶制之际,双方实际上达成了一种妥协,即英帝国保证牙买加维持现有制度,而后者则答应废除奴隶制度,并希望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渐改革牙买加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具体表现即其后颁布的一系列选举权法案以及移民制度的实行。然而,莫兰特湾起义证明:牙买加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它曾经许诺给英帝国的改革,它甚至无法维持牙买加基本的安定,甚至在英帝国在牙买加的总督艾尔看来,“昂德希尔集会”实际上起到了教唆起义的作用,换句话说是牙买加上层自己引发了起义[1](P61)。更糟的是,总督艾尔抓住了莫兰特湾起义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强化他的权力。起义早在 1865 年 10 月 15 日就已经被镇压了下去,但戒严令一直持续到11 月 13 日,在此期间,艾尔不仅对下层人民进行了镇压,同时也编造借口打击和处死了自己的政敌,其中最着名的就是他对混血人种,莫兰特湾治安法官乔治·威廉·戈登(G.W.Gordon)的“杀害[1](P195-200)。同时对于原本的盟友,以浸信会为代表的牙买加中层阶级,他也进而转变态度,将其诬陷为整个起义的煽动者:“英格兰和牙买加的伪善者的误解、歪曲、煽动性的长篇大论,受到较好教育的,身居高位的心地恶毒之人煽动性的作品广泛流行……甚至是宗教上层,已经为其在叛乱、纵火和杀戮中的教唆角色付出了代价”[2](P70),不仅如此“,昂德希尔书信”本身更被艾尔视为起义的直接导火线[3](P9)。尽管艾尔的做法在帝国内部受到了质疑,并且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和审判[4](P159-190),艾尔本人也被撤职。但问题在于,艾尔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政治目标的偏差,而只是在于他具体做法有些“过火”.事实是,艾尔通过激进手法做了英帝国一直以来想做而又有所顾虑的事,正如罗素所说“:艾尔实现了其前任总督没有成功之事,虽然这是在怯懦的恐惧下实现的,它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从困惑和紧张关系中的解脱,而这种关系曾长时间困扰着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政府”[2](P189)。其后被派出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得出了殖民地与女王陛下立法机构的紧张局势应该立刻停止的结论。终于,牙买加“自由”制度迎来了它的死亡,1866 年 6 月 11 日,牙买加代议制议会这一“在近 300 年时间里被错误使用的特权”终于迎来了它的死亡,“对于一个被如此过分使用的机构,必须通过法令以政治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它”[2](P79)。其后,牙买加的两院议员变成了只听命于总督的内阁机构,其成员也由 64 人减少为 24 人,牙买加转变为了皇室直辖殖民地,殖民地大权由总督一人独享。对于这一结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继牙买加于 1838 年奴隶制之后的“第二次牙买加革命”,其原因在于:莫兰特湾起义及其后牙买加政治局势的变动“通过扫清旧的政治机构以及种植园主阶级的政治控制的方式,实际上完成了 1830s 革命未完成的目标”[5](P178)。这正是 1865 年莫兰特湾起义及其后一系列事件的意义所在。

 结语

尽管 1865 年成为了牙买加政治制度的转折点,但实际上它仅仅是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牙买加政治经济危机的爆发点。这是由于 1838 年废除奴隶制度并没有解决牙买加的政治经济危机,以代议制为面具的种植园主体制和与英帝国自由贸易原则相违背的种植园保护制度,以及二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共同成为了1865 年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深层原因。随着牙买加的政治变革,牙买加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总督直辖的政治体制左右着牙买加的命运,并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牙买加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期。这便是1865 年带给牙买加的最大“遗产”.然而,它只是牙买加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实际上,牙买加也仅仅是英帝国在加勒比地区前糖业殖民地不甚成功统治的一个缩影而已。

[1]Reports from Commissioners:1866,vol.22,,London,1866.
[2]Edward Bean Underhill,The tragedy of Morant Bay,a narrative of the disturbances in the island of jamaica in 1865,London,Alexander and Shepheard,1895.
[3]The Times(London,England), Monday,Nov 20,1865.
[4]R.W.Kostal,A jurisprudence of power:victorian empire and the rule of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5]Philip D.Curtin,Two Jamaicas: the role of the ideas in a tropical colony,1830-1865, New York,Atheneum,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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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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